2021年1月22日，社会学研究所“思海读书会”第一次活动成功举行。本次读书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模式，以“改革路径的‘地方定制’”为主题，以台湾政治大学刘雅灵教授的论文集——《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歧》为主要阅读书目。社会学所的部分同仁、研究生和一些院外同行共计二十余人参与了研讨。

首先，社会学所张可博士以《“中国大陆研究”在台湾：两种典范的产生与变迁》为题，介绍了在台大陆研究的几种流派及历史脉络，以及各流派的特征、主题与方法、挑战与机遇，以及对大陆学者的总体启示。随后，社会学所四位科研人员——薛亚利、张可、王元腾和朱妍，分别介绍了本书的各章内容。

薛亚利负责导读“市场转型与制度遗产”。她认为作者创新性地采用“准世界体系理论”，力图将大量的田野材料及对材料的分析解读整合在“准世界体系理论”中，采用核心、边陲、半边陲的核心概念，集中解释大陆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分工交换及差异性发展路径。她结合自己的经验观察提出，如果要探寻地区发展路径差异更有生命力的解释，需要在制度经济学框架之下，加入更多的社会学元素，例如对文化信念、社会网络等要素的补充分析，这些是剖析市场转型中制度遗产的必须关注面。

张可负责导读“国家能力与国家-社会关系”。他以土地和税收政策为例，认为作者明确区分了基层行政能力与国家控制权力，而既有研究常常无视这种区分，导致分析混乱。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认可这种区分，则可以据此给出一个包含了国家控制力与基层行政力的类型学框架，并以此分析不同国家/地区或不同阶段的类型。

王元腾负责导读“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这一部分试图理解中国地方经济崛起模式的共通性和异质性。他认为，作者指出了几项重要的因素，即社会力量、历史遗产/制度惯性、政商互动模式，这些因素的不同取值与组合方式形塑了不同地区的发展模式差异，而其中又以历史遗产最为关键。这也是作者在其成名作中所提出的创新性视角，即用革命遗产来解释温州私营经济的兴起。

朱妍负责导读“次国家层级的比较研究”。她认为作者采用了准世界体系理论、资本主义多样性等多种理论来加以统揽，并特别关注历史遗产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比如温州行会商会的繁荣和问题都根植于当地的历史演变和社会情境。她从案例比较的方法论、理论的适用性、价值是否中立等角度对这些研究论文做了述评。

在自由讨论环节，张友庭（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认为作者有较大的理论雄心，试图超越她所引述和那些理论，但这本书的分析单位可能并不恰当，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目前，本书各章节的分析单位大多是地级市或类似的行政性单位，但这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事实上，作者的研究问题，更适用于传统的地理性边界来进行划分和互相比较，这一观点可以参考施坚雅所提出的“集市体系”理论。

陈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评论，作者分别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框架来分析大陆的发展问题。然而，这两个理论框架的套用恐怕值得商榷。对于既有的概念与框架，我们当然可以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但是抛弃了原本概念与框架所建立的论证基础，而作者对自己的转换性使用又不进行合理的论证，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出Sartori所说的概念拉伸（stretching）或者概念旅行（travelling）的问题。

张可（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书中收录的部分作品，完成与199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25年。假如作者田野的经验比较可靠，结合既有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在国家能力和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与过去相比已有天壤之别。这方面显示出，中国大陆基层社会变迁之快，国家社会治理的穿透能力和调适性之高。

朱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认为，在讨论地区间发展路径的差异时，大家似乎会着力讨论这种路径的选择是不是“理性”的，但在争论过程中，又会随意扩大或缩小“理性”的边界，这会使得讨论很难有效。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研究设计上来进行操作，比如，假如我们承认，很多选择都兼有理性（即利益计算）的成分和非理性（即文化、习俗等）的成分，并且假定理性的成分是可以通过其它途径来替代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找到这种“其它途径”来实证分析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

陈玮（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指出，虽然与会者对本书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但这本书仍为我们了解中国地方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图谱”，基本上涵盖了做政经研究的各类理论视角：自由市场视角、政治结构视角、社会学视角、企业中心视角，是非常有价值和可读性的一本著作。

陆晓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强调，在用他乡之石攻玉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些理论所成长的历史与社会情境，要特别谨慎地推敲和借用，并明确理论的内涵与边界。

王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则基于她及研究团队对各地农村的广泛调研经验指出，书中对于集体主义村庄所带来的后果可能剖析地不够。事实上，珠三角等地所采用的自发性发展，因政府能力较弱，地方权力非常分散，在提供受众更广泛的社会公共产品、在土地的整体性开发与利用效率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瓶颈，而对这些现象的综合把握在作者的分析中是缺失和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