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1日，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教授，应本所之邀就“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演进、发展与完善”作精彩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思海讲堂”庆祝社会学所成立四十周年系列的第一场，受疫情影响，采用线上视频方式并面向社会公开。

       童星教授是社会风险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不但在学术领域著述丰富，还直接参与研究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完善。基于自身厚积及领衔研究团队的丰硕成果，结合作为专家参与中国应急管理体制改进完善的经验，他清晰阐述了17年以来中国应急管理体制的演变发展和面临的挑战。他将这一体制的变化分为四个阶段，伴随着基本理念、法律法规和机构调整的交错关系调适。

       第一阶段是2003-2014年。中国以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为契机，启动了“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应急体制、应急机制和应急法制）为核心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标志性的事件是2007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灾害管理覆盖四个主要大类，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该阶段，这套应急管理体系经受了一些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考验，显示了“一案三制” 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符合国情、总体有效。但是，该体系缺乏目标规划，难以进行考核评价。

       第二阶段是2014-2018年。应急管理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范畴，明确了目标是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树立了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价值理念，应急管理被提升为公共安全治理，考核的标准客观上是公共安全指数提高，主观上是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强。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颁布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具体涉及11类安全。不过，这个阶段的应急管理存在全灾种管理与全过程管理难以兼容的问题。

       第三阶段是2018-2019年。承载公共安全治理功能的应急管理体系开始走向常态化和专业化，标志性事件是2018年4月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部。集国家安监总局、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和民政部等在内的13个部门的减灾、安监职责，通过有效整合分散的应急资源和行动力量成立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以全灾种管理上适度的“退”换取全过程管理上的“进”，而将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应对留给卫健委和公安部。应急管理部的功能聚焦于减灾和安监，人员以消防和安监为主导，实现公共安全治理的常态化和专业化。在该体系运行的近两年内，主要职能部门（应急管理部、卫健委和公安部）在应对各自主管的公共突发事件中坚持全过程管理，表现和绩效总体较好。

       第四阶段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凸显了常态化和专业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局限性，成了以公共安全为目标的应急管理尽快完善的标志性事件。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举国体制下，我国的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明显优于欧美发达国家。因此，2020年有望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演进过程中新的分水岭，分化出常态化和非常态化两种类型。一般性的公共突发事件，适合采用以分门别类、各负其责为特征的常态化应急管理，即应急管理部门分管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卫健部门分管公共卫生事件，公安部门分管社会安全事件。一旦面对特别重大的公共突发事件，尤其是发生概率极低、灾难性后果又极大的跨越界域的巨灾乃至危机，则须采用以统一领导、综合协调为特征的非常态化应急管理，最严重危机时刻可启动举国体制，如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跨越17年之久的应急管理发展过程，已经走上制度化和法治化的道路。因此，非常态化应急管理亟需一部“紧急状态法”作为其依据和保障。这样一来，政府实施管理职责就有了健全配套的法律体系：政府的日常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政府的常态化应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的非常态化应急管理则依据拟议中的“紧急状态法”。当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还有赖于理顺机制，确保高效有序，这就需要处理好府际关系、部门关系、条块关系，需要衔接好日常管理、常态化应急管理和非常态化应急管理，需要调动市场、社会、民众各方面的力量。

       童星教授在阐述应急管理体系的复杂演变之后，还总结了整个体系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基础好，不必另起炉灶；二是方向明，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三是调整快，没有最好、但会更好。

       在讲座结束后的提问环节，视频对话如同在场互动。在线听众提出了诸多问题，如风险预警人与制度性防范的关系问题、社会风险常态管理与舆情影响及产业发展的矛盾问题、风险的学术研究与智库转化应用问题、社会风险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学术研究中的团队合作和新技术应用问题等，童星教授都一一作答。

       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灾难，它已经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社会动荡，引发了新的风险研究议题。在此之际，童星教授关于社会风险应急管理的学术讲座，既应景又及时，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局势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