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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对社会学理论体系有所充实――专访卢汉龙
作者：朱妍 审校： 发布时间：2008-03-03 点击率：3182
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对社会学理论体系有所充实
——专访卢汉龙
时值上海社会科学院50周年院庆前夕，我们受院网络中心委托，对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卢汉龙研究员进行了采访，主要内容如下：
主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卢：我的研究基本上分为两块。
一是主持我们院的一个重点学科，即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这个项目集中了我们社会发展研究院下属四个所的骨干研究人员。课题包括研究经济发展的社会要素，即一些内生性的变量研究，这些变量对于经济保持持续增长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果，牵涉面更广，包括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发育问题，即社会领域中的组织结构变迁：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形成，公共领域的发展等。这些都是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
另外，上海社科院作为重要的智库，承担了很多政府课题。社会学研究近年发展很快，也面临着对政策提供咨询建议的要求。对于社会转型中的许多问题，社会学研究应该予以关注。每年，我都要参与编写《社会发展蓝皮书报告》。
另外，我是市人大代表，对于人大的许多工作要积极参与。同时我又是市政府参事，担任一些工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您现在已经是第四次当选市人大代表，同时也担任市政府参事，您对于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有什么看法？是否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就社会现实发出更多声音？
卢：作为一个无党派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感到知识分子在资政方面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越来越大，同时，对我们的期待也越来越高。在工作中，我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人大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权机构，它的工作确实需要一种科学理性。我一直努力把科研成果与人大的工作结合起来。
2006年，我作为无党派知识分子被市政府聘为参事。这主要是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参政议政的途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我本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主持：上海社科院提出要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智库，这是不是对学者参政议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卢：社科院关于建设智库的要求，我认为很正确。社科院当然有教学机构的性质，但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研究机构。它可以更多的利用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学术的角度，从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独特视角对社会问题、政策制订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社科院的重要特征，以区别于政府机关和一般性的研究性大学。
主持：您觉得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要得到更大的发展还存在哪些瓶颈？
卢：社会学强调科学性这一点在学界是有争论的，它究竟应该作为一门实证科学还是作为一门人文科学。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如何将这门学科的实证性和人文性更好地结合？我们分析社会现象，既要强调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如定量分析、统计工具等，同时要看到这些现象有一定的人文特征，要把这些特征进行数量化是有难度的。另外，对于客观现象的人文评判本身就带有主观色彩，这就导致社会学要成为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有很大的难度。
我感到，社会学要取得突破必须建筑在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上，要观察当前社会发展有哪些新的现象，出现了哪些新的问题，然后用理论来更好地剖析这些问题。结合历史和现实，才能创造我们对社会的更理性的认识。
主持：有学者认为，系统的社会学理论是舶来品，而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您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有些什么看法？
卢：任何社会理论用来解释任何社会，都会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但同时又会有一些普适的原理。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概念体系。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入每一个国家都强调这套理论体系的统一。这恐怕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重建过程中，中国学者应当重视吸收学习国外已有的理论体系和成果。
同时，中国的社会发展现象和特征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研究的非常重要的题材。以前对中国的研究往往是一种区域性研究，是比较边缘的，被放在人文、文化研究的范畴。这有历史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是封闭的，外面的学者比较难了解到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改革开放给国外学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到中国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方便他们作实证研究。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大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社会、人文传统，关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对于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是会有影响的。可以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来发掘社会学知识的增进点。
所以，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加强，一方面是加强国际交流，来吸收国外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很多新的理论，包括概念体系和解释体系，包括理论分析中所遇到的很多前沿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社会中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更为关注的，我们除了印证西方已经有的这些理论以外，也需要用中国的社会事实来发展世界的社会学理论。
这些方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比如社会转型问题。中国的转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点。西方社会学理论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但是对于不同国家的解释力是不同的。我们中国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转型理论的要素，这对世界应该有其积极的意义，中国的社会转型应对社会学理论体系有所充实。
主持：您在国外有过一段工作学习的经历，您觉得对您思考中国的问题有帮助吗？
卢：当然是有帮助的。我前面也提到，社科院对我有很多培养，给我很多学习的机会。我虽然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但与国际的社会学界有广泛的联系。通过这样的联系，以及一些国内外的大型研讨学术活动，都可以使得中国的学者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学理论的动向，也可以从更为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
我也在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外学术期刊担任职务，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介绍中国的学术发展，给国外学者提供一些渠道，让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有更好的认识。
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要尽快补课，既要补西方的课，也要补中国社会调查实践的课。所以，我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总有一份期待。对于我们社会学研究所，我总强调实证的定量研究是学科建设非常重要的内容，要为中国社会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主持：您认为要做好学问，关键在哪里？对青年科研人员有哪些建议？
卢：我想，学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强调青年科研人员接受正规的学术训练，在招人时，我们也考量他（她）的教育背景。同时，我们也看重能力。
要把做学问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自己，首先要热爱它，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做学问有其清苦的一面，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做学问并不赚钱。
英文“interest”这个词，既有物质含义，即利益，又有精神含义，即兴趣。西方文化常常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内化成同一件事。而中国文化中，这两者差别很大。我认为结合起来是很好的，在做学问方面，兴趣就是我们学者的利益。这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不论作什么学问，兴趣都应该是我们学者所追求的。
我们经常谈到学术界存在不规范问题。如果知识分子把做学问看作谋生的手段，那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可能会抵不住诱惑。所以，我认为学术秩序和学术制度的完善一定要强调激发学者的兴趣，让真正有学术献身精神的人能够在这个领域工作下去，同时创造比较好的物质环境，让他安心创造。学术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可能无法用物质来衡量其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可能导致学术产品的创造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需要制度来保证学术创造得到健康的发展。
我们上海社科院在建设智库的同时也要看到，作为政策研究需要的科研成果与纯学术性的思想产品还是有区别的，政策往往是要适应某种平衡，也可能会包含对眼前利益的考虑。作为学者，在为政策研究出谋划策的同时，要有一个清晰的学术立场。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部门和决策机构在看待学者的研究成果时，要理解和尊重其学术含量，将学术与利益协商结合起来。其实，学者作政策咨询，也时常考虑要使政策的施行效果达到最好，但是理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并不认为许多政策研究的结果就是社会科学理论，学术毕竟有其知识精神的含量。并不是说现行的政策就是最好的理论。